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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清华最贫穷也最富有的时光

发布时间:2019-09-14 06:27:26 编辑:笔名

西南联大:清华最贫穷也最“富有”的时光

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,国难当头之时,云南边陲之地,八年时间,凝聚并培育了一大批精英,翻看联大师生名录,陈寅恪、钱穆、吴大猷、周培源、梁思成、陈省身、王力、朱自清、冯友兰、沈从文、陈岱孙、闻一多、钱钟书、华罗庚、费孝……群星璀璨,令人目不暇接,心神向往。

联大八年,是清华历史上物质条件最艰苦的时期,也是精神财富最丰厚的时期,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,是今天清华最宝贵的遗产之一。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,始终是联大校务的最主要主持者,人称联大“船长”,他在任期间推行“教授治校”体制,发扬自由民主风气,并将这些传统带回清华园。

为避免矛盾 北大南开校长“让权”清华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北平、天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,学校不是军事机关,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,南开遭到空袭又被日军纵火焚烧,清华和北大校园被日军占领,

为延续高等教育命脉,京津高校自1937年夏季,被迫大规模西迁,其中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,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磋商后决定,联合西迁组成临时大学。三校师生于1937年11月迁往长沙,不料12月南京陷落,武汉告急,千钧一发只得再迁往昆明。

1938年4月,三校正式成立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,一段传奇就此开始。今天人们提起西南联大,无不赞叹三校学者亲密合作、相得益彰。其实,联大成立初期,并不是毫无矛盾,各校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,有自己的独特校风,“文人相轻”在所难免。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,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,科系设置上有矛盾,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。钱穆在《师友杂记》中写到,当时,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、系主任时,无意间有些偏向清华,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,北大历来追求“独立”、“自由”,一次讨论中几位教授情绪激动,“群议分校,争主独立”,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和校长蒋梦麟劝说大家,国难当头,以和为贵,这才平息下来。

联大成立后,北大蒋梦麟,南开张伯苓,清华梅贻琦组成常务委员会,共同管理学校事务,为减少摩擦,张伯苓和蒋梦麟采取“无为”策略,全身而退,让权给比他们年轻的梅贻琦。张伯苓对梅说:“我的表,你戴着”,意思是“你代表我”,梅贻琦在天津读中学时张伯苓是他的老师,他尊重恩师的意见。后来张伯苓去重庆开办南开中学,蒋梦麟也去重庆另兼他职,梅贻琦成为联大实际的校长。

清华校友、教育家傅任敢说:“联大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‘大’,他心中只有联大,没有清华了。”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,设备、经费、师资都远胜过其它两校,为了平衡三校力量,梅贻琦没有把全部清华人员放在联大编制内。在昆明生活艰难,清华工学院利用暂时不用的仪器设备,建立服务社,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、建设房屋、开办工厂,赚钱补贴清华教师,当时三所学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“房头”,这笔钱本来算是清华的“私房”收入,但梅贻琦顾念北大南开教师没有开办服务社的条件,生活更加贫困,在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。

“寡言君子”梅贻琦的管理秘诀:学术自由 作风民主 教授治校

有一年联大校庆,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谈到,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,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、如海、如山的风度,即清华智慧如云,北大宽容如海,南开稳重如山。在梅贻琦的倡导下,三校的宝贵校风得以弘扬,“学术自由”、“作风民主”是联大的办学灵魂,教师尽情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,真正达到了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境界,正如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的碑文所写:“同无妨异,异不害同,五色交辉,相得益彰,八音合奏,终和且平……”

三校原来各自开设的同一门课程,在联大可以同时讲授,学生自由选择,比如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庸都研究《楚辞》,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截然不同,于是两人都讲《楚辞》,唱起“对台戏”;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,雷海宗、吴晗、钱穆三人同时开,三大名师打擂,学生大饱耳福。

梅贻琦有句名言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名师主讲基础课,年轻教师开选修课,这是联大的规矩,为的是给学生打下扎实基础,继承清华的“通才教育”传统。而多个名师同开一门基础课,一是保障学术自由,二是加强竞争,因为选择权在学生手里,教授会更加注重教学质量。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,“豪华阵容”令人惊叹:国文老师沈从文,英语老师李赋宁,物理老师吴有训,中国通史老师吴晗,公共伦理学老师冯友兰。他还选修了数论,老师华罗庚;《庄子》,老师闻一多。

1946年5月3日,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。二排左起:浦江清,朱自清,冯友兰,闻一多,唐兰,游国恩,罗庸,许骏斋,余冠英,王力,沈从文

说到联大的自由民主,就不得不说梅贻琦治校有方,他并无高级学位,却能率领博士群,人人佩服。有人评价,梅贻琦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,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;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,实行“教授治校”。当时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,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,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。昔日联大学生、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:“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,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。”

梅贻琦身上带有鲜明的“清华性格”:少说多做,有“寡言君子”的雅号,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,梅贻琦发表意见时通常只说三个字:“吾从众。”始终笑容可掬。他的夫人韩咏华在与他结婚前,曾被人善意警告:“告诉你,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。”韩咏华说:“豁出去了,他说多少算多少吧。”学生为这位轻易不发表意见的校长做了一首打油诗:“大概或者也许是,不过我们不敢说,可是学校总认为,恐怕仿佛不见得。”陈寅恪曾说:“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,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,那样少,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。”

梅贻琦1914年从美国留学归来,到清华任教,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,年仅42岁。此后直到他在台湾去世,一直服务于清华,被誉为清华的“终身校长”。清华学生有“驱逐校长”的传统,但是无论什么时候,学生都“拥护梅校长”,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,他说:“大家倒这个,倒那个,就没有人愿意倒梅!”

暴雨与轰炸打断课堂

联大师生生活之艰难贫困是难以想象的,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,经济来源断绝,只能靠政府发放贷金,而当时中国物价飞涨,不仅学生的贷金不足以糊口,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。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,学生戏称之为“八宝饭”:“八宝者何?曰:谷、糠、秕、稗、石、砂、鼠屎及霉味也。”教授也跟学生一样吃不饱饭,金岳霖、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,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,生物系讲师沈同当“种菜助理”,所有教授出力、浇水、施肥,菜丰收了,吃起来格外香。“刚毅坚卓”的校训,在联大师生身上得到充分体现。

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,昆明多雨,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,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、水桶、饭盒都拿来接水。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,用铁皮作屋顶,但暴雨打在屋顶上声如急鼓,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。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完美掌控讲课时间闻名,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,说一声“下课”,铃声立刻打响,万无一失,令人称奇,可是昆明的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。一次,他正讲到得意处,忽然一阵急雨,声音大得使他无法讲下去。他想了一下,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:“停课赏雨”!同学大笑,陈岱孙一脸无可奈何。

更多时候,教师的课不是被大雨打断,而是被敌机轰炸打断,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有一次上课时想不起来上节课讲到那里,就问一个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生:“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?”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看了看说:“你上次最后说:‘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,我们下课。’”

1939至1940年间,空袭警报两三天一次,有时甚至一天两次,当时飞虎队尚未来华,昆明上空毫无防范力量,日军又以西南联大为主要攻击目标,警报一响,师生就要立即放下书本跑到山沟里掩护,俗称“跑警报”。“跑警报”本是生死关头,却被师生解读的十分浪漫,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到:“‘躲’,太消极;‘逃’又太狼狈。惟有这个‘跑’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,最有风度,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。”国文系教授刘文典说:“教授跑警报是为保存国粹,学生跑是为保留下一代希望。”刘恃才傲物,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,有一次跑警报,他回头发现沈从文也在跑,说:“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,你替谁跑?”

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,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。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,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,有一次得了痢疾,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,妻子劝他休息,他说“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。”书桌边放着马桶,整整改了一夜作文,拉了30多次,第二天人都脱了相,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。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,行动不便,他住在郊区,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,从不迟到。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,没有公路无法坐车,他只好买了一匹马,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,再骑到联大。陈岱孙不会骑自行车,于是也买了马。周培源与陈岱孙都是清华园里有名的“帅哥”,相貌英俊,身材高大,两人骑马上课成为联大一道风景线。

从学术中心到民主堡垒

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”。这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对联大的准确定位。联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“民主堡垒”,1941年以前,师生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,潜心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,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还抱有极大信任,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,期望齐心协力度过民族危机,闻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忆到:“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,几乎是没有限度的”。“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研究和学习,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,谈时事。”

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发生,国民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,封报馆,逮捕进步人士。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,他推行以党治校,通令高校“整顿学风”,委派国民党官员在高校设立“训导处”,师生强烈反对。1942年,联大发起“倒孔运动”,民主运动日趋成为校园主流。1945年12月1日,声势浩大的“一二·一”运动爆发,各校学生罢课,争民主,反内战,联大出动100多个宣传队,到街头、工厂、郊区宣传。但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震压,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,毒打学生和教师,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,炸死4名青年学生和教师,其中包括西南联大女生潘琰。就在联大准备北返复校前夕,国民党又在昆明制造了“李闻惨案”,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。

怀着极度悲伤忧虑的心情,梅贻琦处理完最后一批遗留事务,回到北平那满目疮痍的清华园,带领师生致力于复校事业。经过八年抗战,清华师生增加到3000人,其中从昆明来的有900多人。设立文、法、理、工、农5个学院,26个学系,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。

国共内战已经打响,当年同甘共苦的联大师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,政治分歧日渐鲜明。梅贻琦一心投身教育,他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余对政治无深研究,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。对于校局,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,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??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,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,正应于此注意也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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